聶榮臻又說,同志們,我們必須貫徹黨的知識分子‘重在表現’的政策。照我說,這些人是科學家,有真才實學,既然把尖端技術交給他們研究,就應該信任他們。

院領導們一個個低下了頭,有人說,梁守盤的問題,以後不提了。蔡金濤怎麼辦？他過去可是國民黨保密局的專家,少將軍銜。這樣的人,敢用嗎？

人們都望着聶榮臻。聶榮臻停頓一陣,口氣堅決地：“只要有真本事,只要願意爲國家做貢獻,就要用！”

錢學森帶頭鼓起掌來。

聶榮臻最後說：“我提議,任新民、梁守盤、屠守鍔、黃緯祿、莊逢甘、蔡金濤、吳朔平、梁思禮這些專家,應該考慮讓他們擔任領導工作,有的同志可以擔任一、二分院的副院長,主管技術。”

不久,上述幾個人都擔任了一定的領導職務。在東風二號導彈攻關的要緊時候,這個決定起到了非常好的推動作用。

54.代表中央,利用這個機會,再作個總的道歉“科學工作十四條”有它的侷限性。最主要的一點,就是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問題。因此,1962年2月,在廣州召開的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上,關於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問題,又成爲會議的焦點。

這個時候,“左”的思潮已經有所抑制。在1962年1月的七千**會上,**作了自我批評,他說：“你們要相信過去三年有時候我們是做蠢事呀！我們是很蠢的呀！”藉着七千**會的東風,召開全國性的科技會議,是個好時機。

1962年2月,經中央批準,聶榮臻在廣州主持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。這次會議後來被認爲是一個劃時代的會議。

廣州羊城賓館,一間大會議室裏,幾十名科學家在開會討論,錢三強就在這個組裏。科學家馬大猷站起來,激動地說：“爲什麼一提知識分子,就在前面加上資產階級？我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這麼多年了,頭上還戴着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,想不通！”

這個發言引起一陣騷動。有**聲附合：“說得好！”又有人站起來說：“是啊,一提知識分子,就是資產階級的,連子女也因此受歧視,從沒有聽人提誰是無產階級知識分子。”

第三個人站起來,說：“國家辦那麼多學校,培養的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,那國家圖什麼？這不合邏輯嘛！”

又有人站起來,大聲說：“有了‘科學十四條’,我們現在科研時間是有保障了,也明確了科研機構的根本任務是出成果、出人才,但是你們想過沒有？政治上不被信任,纔是最讓人傷心的！”

錢三強深有同感,頻頻點頭。會場像炸開了鍋一樣。其它小組的發言也涉及到這個問題,會議出現了意料不到的情況。

這次會議是由聶榮臻主持的。傍晚,聶榮臻要錢三強陪他散步。聶榮臻問錢三強,下午小組會,你爲什麼不發言？錢三強說：“我覺得別人的話,能代表我,就沒再多說。”

聶榮臻說：“那我問你,你在二機部,處境怎樣？”

錢三強支支吾吾,說不上來。

聶榮臻說：“我替你說吧。不怎麼樣,對吧？”

錢三強只好說：“聶帥,個人處境,我沒過多考慮。在科技攻關的要緊時候,我深感矛盾和痛苦的一個問題是,一方面,急需培養和安排有本事擔當重任的人,而另一方面,這樣的人,往往被別人當作‘白旗’來拔,三天兩頭敲打,動不動就戴上‘白專道路’的帽子。比如於敏同志,他是原子能所的骨幹,業務上冒尖,可他卻經常挨批,弄得壓力很大。我真心希望,‘資產階級知識分子’的帽子不要再隨便往自己同志頭上扣,否則,沒人敢業務上冒尖,免得被說成‘專而不紅’,讓人心有餘悸。”

聶榮臻說：“我要的就是你這些真心話。”

晚上,聶榮臻把張勁夫等領導叫來,說起“科學工作十四條”的侷限性。張勁夫認爲,靠一個科學工作條例來解決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問題,也做不到。聶榮臻說：“但這關係到幾百萬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,是黨在政治上是否信任知識分子的根本性問題,應該給以重視和解決。”

誰都知道,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說法,是**最早提出來的,想改,難度可想而知。會議工作人員進來請示聶榮臻,下午小組會上的發言,言詞很激烈,登不登簡報？聶榮臻徵求張勁夫的意見,張勁夫建議,先登在內部簡報上,只給領導同志看。

聶榮臻思索一陣,似乎下定了決心,說：“要我說,既然登,就登在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大簡報上,變成全體會議的簡報。”